“内卷”、“双减”、“鸡娃”、“海淀妈妈”......教育焦虑正愈演愈烈。
而这并不是中国社会教育现状的全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域高中里，孩子们似乎没有如此大的学业压力。生存和生活本身的重负让他们早早地学会了“务实”，更早懂得生活的艰辛的他们，往往不谈理想，将“安稳”当作人生目标。
在“成绩至上”的阶梯之下，大多数村小、县中的孩子成为了“被淘汰”和“被抛弃”的。他们的课余活动，常常只是写写作业、玩玩手机。互联网的出现延续了线下的不平等，他们很难真正尝到数字时代的红利，而只能享受网络快餐带来的即时娱乐。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曾经也是一名“县中的孩子”。县里的高中，从前是县域内教育系统中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如今却成为在整体教育阶梯中被鄙视的学校。县域教育何以在今天成为一个问题式的存在？
林小英的研究聚焦“县中的孩子”，她用纪录片式的分镜头细致呈现了县域教育的生态，深度剖析了县域教育的难题和出路，叩问我们教育的初衷。教育不该是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
本文摘选自《县中的孩子》，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重拟，因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当北京、江苏、浙江针对中小学生越来越重的学业负担而推出一轮又一轮“减负”政策时，位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县域内的学生们，却还在缓慢地“放养”中自我生长。然而，这种状态绝对不会被一线城市的家长们羡慕，因为他们知道，未来这“两个世界”的孩子们一定会被放到同一把尺子下测量，不论你之前是“拔苗助长”的还是“放养”的。北京市海淀区的黄庄代表了中国学生课外补习的典型，在那里时间被严重挤压，一个小时内的每分钟都被精确计算：时间又被严重放大，任何一分钟的浪费被上纲上线到影响未来的人生。在我们调研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中里，那里的学生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时间被缓慢地拉长，每个时间段填充的活动单一甚至单调，他们并不知道未来的跑道有多长，只知道在眼前这一截路程上如何奔走和打发时间。县中的孩子是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叠加构成的连续统一体中的一端，而这一端中的群体又可以再次被划分为“村小的孩子”和“县中的孩子”两个成长阶段。他们什么时候被分化出来成为我们需要单独讨论的对象？陕西省某县的高中学校领导班子对自己学校有特殊家庭困难的学生了如指掌，他们将生活困难学生总结为四类：家庭不健全、经济极困难、路途很遥远、长辈需照顾。这些孩子们费尽力气终于念到了高中，随着对升学压力、同伴眼光、社会差距和认知成长等因素的感知，这些困难被加倍放大，摆在学校面前。我们学校的学生家庭情况特殊的特别多，有父母离婚的、家庭重组的，或者父母没有离婚，有一方突然离家出走的，一走就很多年，再也没有音信的…家庭正常的孩子的比例还是很少。有些孩子，你不了解他家庭情况的时候，会觉得这孩子在作业等某些方面怎么那么难以达到老师的要求，等你了解他的家庭情况以后，你觉得这个孩子能够上学撑到现在就已经很不错了，就觉得这个孩子好坚强啊。越是乡镇和乡村的学校，由于家庭的特殊原因，给孩子们造成学习的困难就越大。你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就会觉得，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成绩都是其次的，考100分也好，考60分也好，甚至考20分也好，在他身上就不重要。只要他能够坚强地生存下来，生活下来，能够健康，能够跟他爸爸或妈妈两人的这个小家渐渐地好转，你就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学习的要求在他身上根本就显得微不足道。在那样的条件和情况下，这些孩子挺不容易的。有一个学生刚出生几个月，父母就离婚了，母亲是外地人，父亲是本地人，从小父亲带着她在外地打工。初二时父亲打工的工厂倒闭后，就把她转学回到本地，在我们学校从初二念到初三。那个女孩几次都想辍学，因为她父亲没有什么固定的经济来源，就是干点零活，实在没有钱供她。我们去动员了很多次，有一次还是校长亲自去，才把那个孩子动员回来。就这样勉勉强强地坚持上到初三上完了。我也动员她继续读高中，告诉她，就算打工，也要先学一个技术，你15岁刚从学校门踏出去就上社会，你还这么小，是一个女孩子，什么都不会。她说她想学美容美发，可是也要出钱，她爸爸也没有钱供她，她就很为难。前不久我就联系她，我问她现在在哪儿，上学了没有，干什么呢？她说她在新疆打工，没有上学。我教过一个小女孩，她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得了一场病，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但还是去世了。为了还债，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女孩小时候就在外婆、外公家里寄养，后来老人家年龄也大了，就提出孩子长大了，他们管不了了，实在有心无力。女孩家里住得特别远，不通公路，从公路到他们那个村上，还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土路才能到家。上初中后女孩去过好几个地方轮流寄养，她爸爸是家里面年龄比较小的，她就被寄存在她大爹家、二爹家、姑姑家、姨姨家。平时在学校上学，周末就在这些个亲戚家，亲戚帮着照管一学期。因为老麻烦人家毕竟也不方便，到下一学期就换一个亲戚，再下学期再换一个亲戚。当中有一年的时间，她在外面街上租房子，平时在学校住校，周末就回家一个人在那个房子里，冬天就弄一个电暖器烤火取暖，做饭平时就弄个电磁炉，做两个菜，下个面条，自己做简单的饭。她家距离学校太远了，就算周末回家，她回家以后依然是一个人，而且在山上买菜做饭也不方便。所以相对来说，同样都是一个人住，家长考虑害怕孩子来回奔波，坐车什么也不方便。让她自己租住在镇老街上，看起来是艰难处境，但是比自己住在山上的家里已经好很多。孩子就是那样过来的。有一个初中男生，家里妈妈去世，爸爸患有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眼睛失明、行动不便、没有劳动能力，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孩子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家就全靠政府的低保和救助上学、生活。这个孩子平时在学校寄宿和上学，周末必须回到老家照顾他爸爸，给家里人做饭、洗衣服，自己还写作业。有时候他爸爸身体不好了，发病了，他还要利用上学的时间去医院照顾他爸爸。钱可以通过政府的方式，把医药费报销一部分，或者免医药费；但是照顾他爸爸这件事还得这个孩子亲自来，也只能是他照顾，没有人可以来照顾他。有时候在学校上课，有时候在医院照顾他爸爸，就那样上学上了三年，还能保持成绩一直是班里排前几名。“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又扛起了什么？每个人有每个人此生的功课，学校作为一个有别于社会并建立了一层保护性篱笆的机构，在县域内需要承担远远超出教育范畴的功能，那么，何为一所好的学校？何为好的校长？何为好的教师？就应该有不同的定义。而在这个情境中已经做出了大量努力的校长和教师们发展出的对教育的理解，是不是应该纳入朝向未来的理想教育的教育改革理念之中？县域里的学校也许没有那么多资源来提供近些年来教育改革所倡导的“核心素养”，将面对社会和生存所需的情感和技能培养融入知识规训之中，大概是他们能做到的最现实且最可行的选择。河北省某县北沙湾村小的孩子在老师眼里是那种“一提到玩就高兴，一上课就没劲儿”的样子，很少与老师互动，除非老师采取点名的方式，否则一堂课下来基本都是老师自己在讲。其实我也想搞素质教育，温和一点，说话亲近一点，村里的孩子有什么毛病呢，一放就收不回来了，如果上课能够收放自如就可以，但是村里的孩子家里习惯不好，家里回去没什么要求，在学校如果是通过三言两语或者循循善诱，有时候并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上课给他言论自由的话，他会无边无际，收不回来，课堂就没法进行，长久下来习惯养不成，还不如严格一点……咱们孩子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农村的孩子太皮实了，在家里挨揍都是家常便饭，在学校里老师说两句根本不听，跟给他们挠痒痒一样，其实连挠痒痒都算不上。（任老师）“好家庭的好孩子都去了城镇念书了”，所以村小的孩子就是那些在人生第一个筛选阶段被淘汰下来的人。老师们感到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缺乏学习动力，总是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应付状态。与贫困的年代不同，这些孩子对于知识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求了。大部分村小的孩子都没有想过长大以后要干什么，学习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在学习的过程中表现得比较“懒惰”，不愿意吃苦，老师似乎很难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和调动他们对于学习的热情。尽管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都比较简单，学生用一到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作业，但是每个班还是有10%—20%的学生长期不按时完成作业。尽管老师反复强调，但是有学生还是一个字也不写，就等老师第二天批评。无奈之下，老师只能让他们利用上课时间趴在窗台上补作业，但是有的时候学生补也补不完。这是当下村小孩子大致的学校学习的状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中学生。到了第二个重大筛选阶段，留在县中就读的孩子再次被视为“被淘汰”下来的人。“现在初中班主任都会说千万不要来县中读高中，不然一辈子就毁了。但凡家长有个一官半职或者固定职业的，孩子不离开县中就是没出息。”这是P中的老师和学生的共识，尽管他们就待在这所学校。县里的高中，从前是县域内教育系统中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现在被鄙视至此。这些“被淘汰下来的孩子”在县中很容易自我放弃，也不知不觉地被抛弃。经济水平的提高、交通的便利、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支付意愿、对学业成绩的高度关注等因素，都促使县域内的“优秀”孩子出走了。“出走”的途径有很多，成绩好的孩子机会更多，而就算学业成绩不那么优秀的孩子也同样可以走。留下来的孩子总是被老师拿来与出走的孩子进行比较，这些孩子本来还可以在一支水平不错的大队伍中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现在队伍中站在前面几排的人都走了，他们是不是就有机会站在前排被精心对待？“县中的衰败是一个大趋势，现在有名牌效应，家长会感觉省会比地级市好，地级市肯定比县城好，县城又会比农村好。”耐人寻味的是，很多受访者都喜欢去追问和分析生源流失的原因，面对城挤、乡弱、村空的现实，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能给出清晰的路数，若要等到因果关系全部厘清后再行补救，那就为时已晚。实际上，能在县中念书的孩子在当地也属于幸运儿和成功者。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改革在2018年逐渐向全国各省份推进，这项改革牵动了几乎所有中学生家庭的神经。其中，选科、选考不论具体细分措施为何，提高学生的“选择性”和“选择能力”的原则是已经确定的。这种政策措施所依据的信息显然是城市中的优质学校提供的，对于县中的孩子来说，他们如何应对？他们的老师如何以一种过来人的心态看待他们在当下的挣扎？“现在的学生基础比之前的学生要差一点，各方面的积累不够，知识储备比较少。从测试成绩上看的话，分数都不会太高。现在很多学生学习起来都很吃力，他们不够自律，比较受学习环境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很多都是留守儿童，父母比较年轻，缺少陪伴。部分同学还是太迷茫了，找不到目标，积极性差一些，没什么想法。他们其实真的是缺乏目标，不知道以后自己要干什么工作，成为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社会形势的严峻。平时会给他们讲学习的重要性和就业严峻的形势，刚开始效果还好，但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学习习惯问题，从小学、初中开始就养成了一种惰性，不主动。”而县中的孩子们自己又如何评价自己的教育环境和质量呢？当我们问他们如果自己未来有孩子，是不是愿意送孩子来县中上学，重点班的学生如此回答：“那要看情况决定是否让自己的孩子在县中读书，不知道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教学质量很重要，如果管理很松，对小孩不好。”“我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回县中读书，觉得这里成绩不够好，清华北大才是我满意的水平。”他们尽管是留下来的孩子，并未担负太多的期待和希望，但他们也会去审视自己的生活，检查自己在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客观而不失深刻，同时又透出隐隐的不甘与自负。近在眼前的学业选择，构成了他们人生中第一道最重要的选择题。选科上的迷茫和随意，与对学科的了解存在巨大的刻板印象并行。县中的孩子们普遍认为，历史和政治主要是靠背诵，男生一般都不喜欢，认为那是女生更擅长的。殊不知，在新高考改革的大势之下，这些传统的文科类课程都不再是考书本上只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点，而是考察更宽泛的阅读面和分析能力。显然，县中的孩子还在“冬眠”的状态，而县域之外，与他们有着深切相关的教育改革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曾经负载了激发地方办学活力和承担地方办学责任的使命，今天看来，无所作为的县级管理体制已经成为一种隔离县中孩子的无形的屏障。因为农村的生活环境比较简单，没有太多可以消遣娱乐的设施，父母也没有条件带这些孩子出去游玩，所以大部分北沙湾小学学生的课余生活都比较单调。他们很少主动阅读课外书，课余时间都用来看电视、玩手机游戏。只有非常少的同学会主动阅读课外书，一般会看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一部分课外书是父母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学校读书角或图书馆借的。很多家庭连书都不给孩子买，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缺钱，缺乏的是看重阅读的意识。村小学生的语文基础相对薄弱，到了初中和高中学业比较紧张，就没有时间进行阅读了，一些村小毕业的孩子在高考当中几乎不知道作文该如何下手，“电视不能看，新闻没关注，时事全靠老师补充一点，怎么可能写好作文？”。课余时间我就是写作业，补课，有时候玩玩手机。周六、周日和周二都会补课，周二要是过不了关的话就周三、周四、周五补课。这是我自己在外面报的课，每个周二的课外班都有考试，补课的内容就是平时上课的书，有时候会讲剑桥书上的和音标，剑桥英语我也不知道讲到几级了，他讲什么我就听什么，我从四年级就开始上的，每个学期900元。（小张）一些有弟弟妹妹的孩子很早就变成了家中的“小大人”，课余时间就会帮助父母哄孩子或者辅导弟弟妹妹学习，这项任务占用了他们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就像北沙湾小学一位老师提到的，“农村人就是太生活了”，农村父母因为眼界和生活经历的局限，在家中一般只会讨论种地，很难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读书和学习的环境和氛围。村小学生的寒暑假生活也比较单调，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业中度过，其余时间一般都是在看电视、玩手机中度过，偶尔也会去外面找同学玩。一些学生在假期还需要补课，一般会占用20—30天的时间，补习班开在县城，这些孩子的假期一般都在“奔赴”各类补习班的过程中度过的。在这样的校外氛围下长大的孩子，进入高中阶段，就已经养成了比较接纳周遭世界的态度了。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课余生活单调的一面，而他们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独处和淡然处之的本领。真正反映学生阶层状况的，不仅仅是所就读学校的层次和名气，更表现在课余生活上的安排和抑制。县中的孩子们将玩手机、娱乐、听歌、喝奶茶、逛逛商店、买买生活用品当作课余生活中可以讲述出来的部分，描述都比较简单，充满了单调的快乐。总的来说，他们很少参与课外补习，把大多数的课余时间都放在刷手机、看电视和做兼职上，只有极少数的重点班学生才会有意识地进行额外的学业训练。当一线城市的孩子运用互联网时，他们更有能力收获我们当下数字化经济和社会的红利。即便县中的孩子有着相同的上网渠道，但他们也缺乏必要的指导和支持，形成数字时代的头脑，无法利用互联网来增加他们的人生机会，更多的是停留在原地，享受手机上网带来的没什么营养的网络快餐以及电子游戏所给予的快感。学校被分层了，进而学生也被分层，反之亦然。那些在学校没有获得这些权利的学生极有可能来自那些在社会上没有获得这些权利的社会群体。这种分层到了高中阶段，更加明显而残酷地展现在学生眼前。与一线城市的孩子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学习不同，县中的孩子还得承担家务甚至生活重担。在现实面前，县中孩子更早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也形成了一定的风险防范的意识。在当下，学校一层一层的过滤和筛选，家庭困难的学生有更大的概率“滞留”在县中，他们的家庭困难背景的特征由此以群体化方式凸显：贫困、病痛、辍学、就业难等语汇就这样形成了固定的联结，在县中孩子的家庭中经常同时出现。“孩子们的父亲是2013年生病的，肺部有囊肿。说到她爸爸我就想哭，也不敢和孩子说，孩子很懂事。什么都节省，用水也不愿意用那么多。那个时候孩子爸爸病了，和别人借了八万块钱，现在还没还完……医生说，我知道你家里很穷，两个孩子那么小，然后我们就办了出院手续……”“恶性循环在代与代之间发挥作用。沮丧的贫穷家庭父母更少参与孩子的教育。进一步地，这些贫困的孩子也将无法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机会。相反的，富有的家长为孩子的提升付出越来越多的时间和资源。中产阶级的空心化会加强这种对比。”差异的代际传递，是一个更让人忧心的问题。大部分的村小学生都没有想过长大以后要干什么，大学和工作对于他们来说都太遥远了，即便是即将面临小升初的六年级学生也没有考虑过初中要去哪里读，一些学生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走到哪步算哪步，并没有对自己的未来有过多少考虑。在过去，我们不乏这样的励志叙事：父辈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从小就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和现实的动力，尽管没钱买笔和本，但还是会拉着老师的手请老师留作业，用棍子在沙土上练习写字，学习的动力非常充足。而今，与父辈不同，很多村小的学生生活安逸，没有什么理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读书，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努力，所以干脆就选择不努力，在学习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懒惰”，能不写作业就不写作业，能少写一个字就少写一个字。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学生缺乏理想教育，当被问到长大以后想要干什么的时候，只会随便说说当老师或者医生，非常勉强。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父辈的挫折教育已经很难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很难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当然，也有少数孩子知道自己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一个“好大学”，有一份稳定的事业。可是他们对于什么是“好大学”和“好事业”并没有那么清晰的认识，“二本以上的大学”可能就是“好大学”了，对于“好事业”具体指的是什么更是不太清楚。对于农村学生来说，教育可能是唯一一条较为公平的、可以帮助他们摆脱不利处境的通道，但是大部分孩子都会在社会结构和自身惯习的合谋下很早地被分流到职业教育的轨道，很难进入精英阶层。县中的孩子大量的时间并不处于农村，对于今天如火如荼的生涯规划而言，县中的孩子对未来没有主动意识的设计，但他们会相机而动，根据父辈职业和在县域内的所见而憧憬自己的未来。在他们眼里，当一个公务员或教师就是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工作了。家长面对生活的艰辛，也让孩子潜意识里放低了对未来的期待，安稳的生活就是人生理想。这种认命和坦然的态度，既令人佩服，又让人担忧。不得不承认，留下来的县中孩子在学业基础、学习习惯、学习投人、竞争意识和职业规划方面确实处于弱势的地位。他们不了解严峻残酷的社会竞争，也没有想过自己以后要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从事什么职业、在什么地方发展，医生、警察和教师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安稳、最体面的职业，大多数学生所能想象的未来就是能在本县县城过上一种安稳的生活，他们无法见到其他更精彩的生活类型。一般来说，学校被认为可以“提升”弱势群体的地位和资源，但这是理论上的公立教育制度的理由。“提升”这个非常模糊的字眼，没有指出具体的方向，也没有给出实在的途径。知易行难，认识到县中的孩子的状况和根源是容易的，不必动用高深的分析手段和哲学思辨。我们借用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朴素的教育信念就知道，县中的孩子们所面临的状况背离了机会均等，他们应该拥有更好的明天。我们如何做，才能回应本章所描述的碎片所折射出的深度问题？我们如何克服已有的利益架构，将已经处在不公正资源分配和竞争态势下的县中的孩子们拉回到机会平等的竞争场域内？从村小到县中，孩子们都无须过早地看到“不可能性”而自动退缩，面对未来，能想敢想。具体的回应在细节上是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的。套用帕特南的一句话，“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资源投放在别人家的孩子身上”，而这种承诺之所以成立，离不开的是一种发自中国传统价值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朴素情感。本文节选自
主编 | 魏冰心
图源 | 《高三》《出·路》《青春》《三和人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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